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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还没有名正言顺地进入法理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在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中，法理事实上处于缺席或半缺席的状态。

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第四，总体上看，我国法理学的法理意识还不够强，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的认识比较模糊，至今还没有形成理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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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虽然我国若干学者提出法理学要研究法之道理、法之理、法之理、政道法理，但是，有的对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理概念的理解却与法理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相差较远。[98]参见於兴中：法的品德（品性、品格），载《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哲学——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3~15页。一是法律应符合人性、人文、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等规律，与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各种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规律相一致。[80]参见前注[1]，张文显书，第72~73页。其主要趋势表现如下：第一，部门法学优化其研究对象和范围，部门法理学（部门法哲学）研究成为中国法学知识和理论新的增长点和创新点。

此外，《民法总则》关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的规定，关于法定责任和约定责任的同效性的规定，关于民事责任中的共同责任、责任分担、连带责任的共识，关于民事责任的实现形式以及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紧急救助的规定，关于英烈人格与公共利益的关联性逻辑，关于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等，也都浸透着法理精神，显现我国立法机关凝练民事法理及一般法理的经验和智慧。孙国华先生说过：法之理指体现源于社会利益关系的正义观、道德观、价值观，是法律所体现的人们心目中的公理;从法律对社会关系调整角度，法律或多或少地体现了一定的秩序、自由、正义、民主和法治原则，是价值领域的公理。中文世界中的讨论，可参见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32～341页。

如果中国恢复势力，则可以取回东三省。这一敌视法国大革命的立场，在维也纳体系下，实际上是相当主流的姿态。而到了升平世，即产生国际联盟来求得列国之间的和平。[17]兰克是较早从学理层面分析五强统治的学者，See Leopold von Ranke, Die gro?en M?chte, in S?mtliche Werke (54 vols, Leipzig,1874～1890)，24(Abhandlungen und Versuche, i)， pp.1～40。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对封建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解释中引入了更多的对于国际体系与地缘政治的关注。[47]对《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考察，参见拙著：《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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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五强之间的协调并不稳定。这个体系的主导力量是一系列欧洲君主制国家，其建立也具有很强的反对法国大革命重演的意图。[10]参见〔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这意味着，不仅中国的君宪复辟运动很难再得到国际体系的支持，即便是其他的国内政治运动，在国际上引发的反响也都是高度分裂的。

只要存在政治统一体，不管是否存在载明这种基本结构的法律文件，都可以说存在宪制。[38]康有为：大同书，载前注[21]，姜义华、张荣华编校书(第七集)，第132页。有时候甚至在一篇文章里会出现两种意义的共和，1917年的《共和平议》即如此。第一，考虑到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泛存在，溥仪的可接受性其实是比较低的。

梁顶住压力，在日本长住下来。不鉴于高丽乎？虽海牙会议，不敢受其来使，岂有兴仁义之师以助高丽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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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见回应了自从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富强的不懈追求，因此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列强在欧洲本土通过一套形式上平等的规则相互交往，通过复杂的协调机制来避免冲突。

1814年，在奥、普、英、俄四国同盟打败拿破仑之后，欧洲各王朝国家代表在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主持下，在维也纳召开会议，重新划分欧洲地图(其中包括对波兰的瓜分)，奠定了新的国际体系。[25]而这两个国家，当然都是君主国。[31]这实际上是建议光绪重用伊藤博文，进行变法。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正是因为威廉二世的智慧和德性与第二帝国巨大的君主权力无法匹配，德国才陷入俾斯麦曾经努力避免的两面作战的困境。作为一个职业外交界的圈外人士，他对列强之间丰富多样的协调渠道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中国在列强面前的议价能力也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另一个现象是，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基本还是欧洲国家的天下，只有五六个非欧洲国家与会。

在公议会之后设立的公政府，立各国之上，虽不干预各国内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弹压各国。本文试图以康有为的法政思想为切入点，重新思考民初何以存在如此强大的君主立宪制力量这一问题，以期对这一论域的研究作出推进。

德国的失败，看似是政策问题，但从根本上可以追溯到政制与地缘政治环境的不匹配。康有为称当时人心浮动，已听闻迁都之议，康的评论是：吾谓举仅如土耳其者，必不亡，故决入京。

康有为当然不清楚后世学者对这个国际体系的命名，但这丝毫不影响维也纳体系成为其思想的情境(context)与写作的主题。他不断思考英、俄、德、日、法、美等列强之间的关系，而在其中，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是英、俄、德、日四个君主国，法、美两个共和国则稍逊一筹。

宪制发展的方向是否正确，关键不在于是否与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保持一致，而在于如何整合与凝聚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并对他们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52]在升平世阶段，各邦国尚有君主、贵族之统治，但到太平世，都要改成公民的自治，而邦国也因此成为真正统一于公政府的州郡，无论是地方单位，还是中央单位，其议员和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在1912年5月所作的《国会选举案》(即康有为为民国新国会起草的选举法建议稿)中，康有为将德国政制的精神界定为以国为重：法初选举时，天赋人权之说盛，则以民为主。而这些现象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康有为指出，列强意在保欧洲太平，则其移毒于亚洲可知，打的名头却是保教保商。

乃至相好第一，音乐第一。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和对抗持续进行，导向新的战争。

《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本文将指出，康有为对于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维也纳体系的解读，深刻影响了他对世界潮流的判断。

乃至全国山水之秀绿亦第一[37]。②康有为在流亡之后周游列国，足迹遍及五大洲，成为晚清知识分子解读当时的国际体系的先驱者。

[16]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国家之间往往会形成一些等级结构，霸权国家高居顶端，之下或许会有一个相互承认大国地位的列强俱乐部，要加入这个俱乐部，既需要证明自己的力量，也需要遵守其所设定的制度门槛和行为准则。[54]瑞士的制度代表着未来，但在当下的大国竞争之中，却不能籍以强国。[54]前注[38]，康有为文，第132页。[61]这首先在修辞上确立欧洲政俗的正统地位。

[1]本书所使用的宪制一词，并非与民法、刑法等并行、作为国内最高法的宪法律(constitutional law)，更不是形式意义上的成文宪法或宪章，它指向的是从功能上将政治共同体整合(integrate)为一体的基本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政治统治的形式，或政体。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当然基本上是共和制国家，但美洲国家当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仍比较有限。

康有为：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载姜义华、张华荣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十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但世界秩序本身在变化，一个时代的主流，在另一个时代，就不再是主流了。

康有为处处贬低法国大革命以及法国的政治思想成就，将其视为致乱之源。于所闻世，内诸夏而外夷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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